红色记忆（二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红色记忆（二）           

 

     ——— 我家曾被誉为“红色招待所”

       在大峰山北麓山脚下的中黄崖村最南端，有一处比较大的宅院，大门板上的黑漆光滑明亮，门口粗壮的大槐树傲然挺立着，像是雄伟的卫兵守护着这座神秘的院落。院内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，树冠遮满了整个院子，喜鹊在树枝上跳上跳下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像是在欢迎着尊贵的客人。这就是我的家：长清抗日独立营宣布成立的地方 。

       1938年11月，长清抗日独立营在我家召开建营大会后，来往的干部战士逐渐多起来。我爷爷王立武找人把东屋和北屋腾出来，专门为队伍上的同志提供食宿。那时候，独立营政治部主任崔健、参谋长郭哲生等领导同志三天两头就会来我家，成了家里的常客。部队每逢作战或执行任务回来也是临时在我家驻扎，我奶奶都是烧下一锅开水，让战士们喝着水先休息一下。郭哲生同志感动地说，“我们回来就像回到自己的家，真是麻烦您老人家了”。崔健主任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对我爷爷奶奶的热情安排赞许地说：“我在济南大旅店，也沒有住在这里好”。我二伯父王德池看到厨房水缸快没水了，就挑起水桶去南井担水，被通讯员小刘抢过扁担，两人争执时，郭参谋长笑着说，“都是一家人何必争啊，让小刘去吧”。“军民鱼水情，胜似一家人”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郭哲生同志生性就是个“乐天派”，稍微有空他就来两句京剧二簧，引得大家不断拍手叫好 ，整个院子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

       日寇投降后，人们的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国民党反动派就磨刀霍霍，集结大军向解放区杀来 ，对我长清县委及地方武装实行 四十五天“坐剿”，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大峰山革命根据地的上空。我长清党政军组织人员村不离村、县不离县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，积极开展对敌斗争，来坚决打击地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。我听母亲说，当时我村在区武工队的队员刘道灵和两名战友，长期住在我家东屋，他们夜晚出去执行任务，拂晓赶回来休息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在八区武工队长蒋其宝的率领下，去大桥村抓捕国民党73师的3名特务，并送交县大队处理。国民党还乡团得知是蒋其宝、刘道灵等人所为，疯狂的指名进行拉网式搜捕。刘道灵等人回到我家后，我奶奶将其藏到南院北屋西墙根的土洞里，并给他们放进食物，洞口外面用柜橱牢牢遮挡。不一会儿，国民党士兵在还乡团的引领下，已经在全村逐家逐户地进行搜捕。搜到我家时，我奶奶在大门口沉着应付。当敌人快搜到北屋时，情急之下，她急中生智，拿起一个喂猪的瓢子就扔了出去。声音惊动了那几个凶神恶煞的士兵，他们骂骂咧咧的朝我奶奶发起了脾气，并用枪托子狠打我奶奶的腰背部，直到我奶奶摔趴下，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才住手，然后他们悻悻而去。

作者的爷爷王立武、奶奶王齐氏

        全国解放后，我父亲王德泽于一九五零年从部队转业，回到曾经战斗工作多年的家乡任峰山区黄崖乡乡长。因刚刚解放，百废待兴，办公没有场所，我爷爷又主动腾出东屋和西屋做为乡公所办公驻地，使全乡第一次有了办公场所。这时，镇反、三反、五反、合作化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各级政府的外调人员、上级工作组人员往来频繁，又涉及到工作保密，为了这些不能出去居住的工作人员，我父亲就和我们挤在家里的柴草房暂住，腾出房子来让给那些外来公事的人员居住。当时，我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黄崖乡“红色招待所”。在我记忆中，比较大的接待有：邯郸市公安局外调工作组、吉林市公安局工作组、长清县公安局侦查黄崖村反动会道门工作组、长清县委合作化运动工作组等。同时，还有一些一到二人的外调人员，应该是不计其数，庭院里热闹非凡。我父亲在工作上事无巨细，认真负责，热情接待，从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和问题，为推动各项工作的进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，全家人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。在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吉林市公安局的牛伯伯和田伯伯，他们俩住在我家东屋北间的土炕上。牛伯伯有腰腿疼的毛病，我母亲知道后，每天下午早早地给他们烧上热炕，让他们晚上暧暖和和的休息好。他们在我家住了大概二十多天的时间，牛伯伯临走时发现腿不疼了，高兴的连声说：“住你们家比住在招待所都好”，然后他竖起大拇指比划着说，“你这里真是名不虚传的红色招待所”。

       后来，我参军离开了家，回地方工作后举家搬迁到城里来居住。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前辈们都已陆续的离去，但他们对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，对党的忠诚和人民的热爱，尤其是对待革命同志当亲人的伟大情怀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，回荡在我的心间。虽然老家的房屋多年失修，都已破败不堪，但历经岁月沧桑的大门房，如历史的见证者依旧默默的矗立着，仿佛对后来人诉说着那段红色的革命历史······
 

作者：王文祯，济南市长清区政法委退休干部。